去年震惊全国的黑砖窑事件仍历历在目。我市青年彭定弟在2006年2月初赴山西打工，不幸被骗进“黑砖窑”，受尽非人虐待。两年里，他的家人曾多处打听其下落，却一直无果。心灰之余，全家人以为他早已离开人世。然而，就在家人沉浸在丧子悲痛中时，4月中旬，蓬头垢面、面黄肌瘦、遍体鳞伤的彭定弟突然出现在家门口......

讲述：彭定弟，男，22岁 时间：5月4日 地点：彭定弟家 记录：记者 李月

“走出十堰火车站，我顿觉眼前一亮，天还是那么晴朗，树还是那么绿。”4月15日，从“黑砖窑”逃出来的22岁郧西青年彭定弟长长吁了口气，他不敢相信，自己还能回到家乡。

4日上午，记者从郧西县城驱车10公里来到彭定弟的家中——城关镇王家坪村三组。瘦弱单薄的彭定弟一脸拘谨，看起来十分疲惫。据悉，彭定弟因常年超负荷工作，肺部已被灰尘感染，目前，正在家里喝中药疗养。他含泪向记者讲述了两年来，那段不堪回首的炼狱生活。

只身西安打工

被骗山西“黑砖窑”

由于家境贫穷，初中毕业，我就辍学在家。看着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，我决定出门打工帮父母分忧。2006年2月初，我怀揣家中仅有的300块钱来到了西安。

刚走出火车站，一个小伙子热情地走过来对我说：“老乡，是不是找工作？山西有一家纺织厂正在招人呢？活轻工资高，愿意去不？”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，我放松了警惕。心想：“出门打工，只要能挣钱，在哪儿都一样。”于是，我和这位“老乡”登上了发往山西的列车。

到了山西，又转乘客车，经过三天三夜的奔波，车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一下车，只见四面环山，树木葱郁，还不时传来乌鸦“哇哇”的叫声。“这里怎么这么偏僻？”我顿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，忐忑不安地跟着这位“老乡”走进了一间砖窑里。一进砖窑大门，几个凶神恶煞的打手就将我的身份证和手机搜去了。惊慌的我放眼望去，只见30多位民工正在忙碌地搬砖、烧砖、挑土，从他们的表情来看，这活一定不轻。旁边，还有包工头大声吆喝着“快点，快点”。

这种场面与“老乡”描述的大相径庭，我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于是质问他：“你不说是纺织厂吗，怎么是砖厂？”“老乡”一下子露出了丑恶的嘴脸：“不许说话，进去干活。”就在这时，一个包工头拿起一块砖头往一位民工脑袋拍去，顿时，民工的头部血流如注，昏倒在地。我被吓傻了，想，这里不可久留，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。

天天工作16小时

顿顿吃白菜馒头

可逃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砖窑大门牢牢锁着，门口还养着几条恶狗。我这才知道，这里是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赵窑村一黑砖窑。从那天起， 非人的折磨开始了。

由于我身材高大，被老板安排做砖窑里最重的活儿——推砖车。每天凌晨4点，我和同伴准时被叫起床，干到上午8点钟才吃早餐。早餐就面条和馒头，没有一点油星。若去晚了，就没饭了，只有饿着肚子干活。

吃饭的速度必须快，慢了就要挨打。半小时后，准时上工，一直干到下午1点才吃午饭，午饭是白米饭和白菜。半小时后，再次上工，直到晚上8点之后才能收工吃晚饭。周而复始地劳作，一天下来，我们被累得腰酸背痛，疲惫不堪，但丝毫不敢偷懒。因为几名打手轮流在一旁监视，谁想休息就会挨打。

我亲自目睹了一名山东民工被打。2006年5月的一天中午，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人身上，这位民工实在受不了，就坐在地上休息，但不到两分钟，就被发现了。包工头二话没说，抄起一根扁担把他的左腿打成骨折。他躺了一个星期后，仍正常上班。

除了工作繁重外，住宿条件也相当恶劣。宿舍是简易房，屋内潮湿昏暗，大约只有40多平方米，30多位民工打着地铺睡在地上。因为当地缺水，大家几乎没洗过脸，没洗过澡，只能在下大雨时，站在雨地里淋一下。由于长时间没有洗澡理发刷牙，个个长发披肩、胡子拉碴、臭不可闻，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。

我们这些黑砖窑民工，大多是是被劳务贩子从全国各地骗来的弱智者，年龄最大的60来岁，最小的仅12岁。因为监管严厉，民工几乎与外界隔绝。

长期受虐待

工友之间相互欺负

长时间身心疲惫，而且还不时遭包工头毒打，民工们个个变得麻木不仁、冷漠无情，互相欺负的事时有发生。

我刚去没多久的一天晚上，大伙都回到宿舍休息，一个20来岁的小青年指着我说：“过来，给我端洗脚水。”我没理他，仍躺在床上睡觉。谁料，他走到我床前威胁我。我一时怒起，拿起一块砖头朝他头上砸去，顿时砸得他鲜血直流。这一举动被大伙看在眼里，这个小青年也吓住了，再也不敢说话了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

有了这次经历后，我变得聪明圆滑：表现老实，干活肯下力气，有时还和打手们开几句玩笑。也许是这个原因吧，我几乎没挨过打。在这里，唯一的一次挨打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8月的一天半夜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包工头让所有民工起床把做好的砖块用薄膜盖上。睡意朦胧的我动作稍慢了一些，包工头跑过来一脚踹在我的左脚上，疼得我直冒冷汗，但仍强忍着疼痛加快进度干活。我脚上的踩痕，三个月后才消失。

工作地点大转移

挨打是家常便饭

2006年8月下旬，一个包工头来到砖窑：“这里有人要来查了，必须换个地方。”这天深夜，包工头找来一辆面包车，因车辆装不下这么多人，只留下了8名身体相对强壮的民工，我就是其中的一名。剩余的老弱病残呆，全被老板放走了。

上车后，老板把我们的眼睛都蒙上了黑布，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不能说话，不能动，脑袋还被枪指着。为了让我们知道是真枪，包工头故意在我们耳边扳动手枪，我明显听出那枪的声音。

也不知道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面包车总算到站了。我们被取下黑布，这才发现被带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进了一家采石厂。起初，这里只有我们8个人每天辛苦地忙碌着，后来慢慢扩大了，发展到了40多人，而这些人大多跟我们一样是被骗进来的。

这个地方，比那个砖厂还累还黑。包工头带着枪监视着每一位民工，工人不能说话，不能笑，每天从早晨4点干到下午3点，休息半个小时后，再从3点半干到晚上10点，一天只吃两顿饭，而且挨打几乎是家常便饭。包工头下手狠，棒子、皮带是他们打人的主要工具。今年3月，我就饱受了一次毒打。那天，包工头认为我干活不卖力，拿起一个棒子狠狠地朝我后背劈过来，打得我两眼发黑，口吐鲜血。当天下午，我发烧了，可包工头不让我休息，让我继续干活。“要是再不逃出去，早晚会被打死的。”从那天起，我下定决心逃亡。

逃亡路上

爬上货运火车才得以返乡

第二天上午，恰巧老板打牌赢了钱，心情特别高兴，买了很多酒召集包工头喝。包工头个个喝得酩酊大醉，都去休息了。这些全被我看在眼里，我意识到逃走的机会终于来了。

我立即丢下手中的工具，从包工头桌子上拿了100元钱，迅速翻出了院墙，在逃出大门的那一刻，我觉得生死就在此一举了。“沿着公路跑，肯定会被他们抓住。”我一路飞奔，翻过了7座山，穿过一片坟地。当时只知道逃跑，一点也不觉得害怕。穿过坟地后，我发现了一个火车隧道，此时一辆货运火车正停在这里。“跟着火车走，就有逃出去的可能。”于是，我拼命地翻了上去。

就在火车刚刚启动时，我看到包工头带着一批人远远地追了过来，幸运的是，火车已经疾驰起来。此时，我通过路标才知道，呆了一年半的地方是广东。就这样一路颠簸，几天后，火车到达了安徽黄山。

下车后，我饥累交迫，立即用身上仅有的100元钱，买了饭吃，并迅速给家里打电话汇寄车费。当时父亲意外接到我的电话，还以为是骗子骗钱，但想着寄得钱不多，他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还是打算汇。第二天，我借一位好心人的身份证，办了一张农行卡，钱顺利汇到。

第三天，我终于回到久别的家乡。我的意外出现，让家人喜出望外。父亲始终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佝偻着身体，走到我跟前，摸着我的脸看了又看，许久，哽咽道：“儿啊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说完，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，久久不能平息。

后记：采访结束时，彭定弟的父亲彭安华老泪纵横：“这些黑砖窑老板太黑心了。两年时间，我儿受了多少折磨，一分钱没挣到，还染上重病……”他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将这些黑心老板绳之以法，让每个家庭早日团圆。